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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积电四处建厂现隐忧，台媒：离开体系和人才，成功模式难复制******

　　【环球时报驻德国特约记者 青木 环球时报记者 王冬 陈立非 宋毅】今年下半年以来，台积电在欧美日的产能布局步入“快车道”，引发岛内愈发强烈的“掏空台芯片产业链”质疑。法国广播电台23日报道称，台积电近来被传出考虑在德国设立其欧洲首座芯片工厂。为应对美国及日本新设产能的需求，台积电已经不断外派工程师前往支持。有业者表示，台积电未来若再前往德国投资设厂，人力方面恐将更加吃紧，营运获利压力也会因此进一步升高。

　　员工负荷量恐“破表”

　　23日，日本资深国会议员关芳弘透露，台积电斥资86亿美元在日本熊本县建厂之后，正考虑在日本兴建第二座工厂，熊本厂预计明年下半年落成启用。台积电在美国的产能布局也在加快落实。台积电日前公布一项耗资400亿美元的规划，扩建和升级该公司正在凤凰城建设的美国生产中心。此次在美设厂计划共分两期：第一期预计2024年量产5纳米和4纳米芯片；第二期则是更先进的3纳米芯片，预计2026年量产。

　　台湾《工商时报》24日分析称，自2021年下半年以来，就多次传出台积电将前往德国设厂的消息，但距离真正投资仍有很多困难需要解决。台湾《经济日报》认为，台积电布局欧洲面临三大挑战，包括客户真实需求、基础设施资源、人力/工程师人员调度。《联合报》24日报道称，台积电赴德国设厂，未来恐将像美国建厂项目那样，面临成本高、人才招募困难和相关先进材料供应不足等艰巨考验。还有台媒直言，台积电员工的负荷量会不会“破表”也是个问题。台积电超过5万名工程师中，有约500人连同家眷到美国协助建厂。日本新厂也需要再调度500—600人。

　　展示“深耕台湾”决心

　　台积电近来频繁的海外投资，在岛内引发“掏空台湾芯片产业”的质疑。台积电总裁魏哲家近日对此表示，半导体产业用的是脑力，在大部分地区都有工程师不足的情况，并不是工厂搬到哪个地方，那个地方就会发展茂盛。

　　另据台湾《财讯》报道，日本自民党参议员三宅伸吾近日声称，台积电在日本生产的是落后最新制程两三个世代的技术产品，而且台积电在台湾地区以外生产的量，只占总产量的一成左右，仍有八九成留在台湾。

　　为展示所谓“深耕台湾”的决心，台积电将于12月29日在南科晶圆18厂举行3纳米量产暨扩厂典礼。根据台积电官网信息，台积电立足台湾在全球广设厂区，目前拥有4座12英寸超大晶圆厂、4座8英寸晶圆厂和1座6英寸晶圆厂。

　　成功模式难复制

　　通信行业资深专家项立刚对《环球时报》记者表示，台积电在日本、欧洲等地进行生产布局，实际上成本是很高的。欧洲和日本的芯片制造都已经衰落得非常厉害。台积电一个企业想改变这种经济大势，很难做得到。

　　岛内舆论也对台积电产能布局充满疑虑。《工商时报》22日发表社论称，长期以来台湾就有生产资源“五缺”问题，半导体产能外迁是迟早的事，但此次台积电赴美设厂完全是基于地缘政治的决策。文章称，台积电赴美建厂，生产离开台半导体生态体系和人才，很难复制过去的成功模式。

　　(环球时报)

坚定不移推动中国特色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******

　　作者：孙录宝（山东省创新管理研究院)

　　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，“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”。社会组织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机组成部分，大力推进社会组织的高质量发展，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、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意义。必须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走中国特色社会组织发展之路。

　　全面加强党对社会组织的领导。要加强党对社会组织的全面领导，尤其是要加强党的组织覆盖和工作覆盖，推动社会组织党建工作水平全面提升。一方面，探索党组织负责人参与决策制度机制，推进社会组织、党组织负责人双向进入、交叉任职，促使社会组织党建从“有形覆盖”向“有效覆盖”转变。另一方面，加强新社会组织党的建设，找到党建工作与行业协会、学会、商会、新社会组织等发展之间的结合点、生长点与发展点。同时，探索应用智慧党建学习工作平台，开创党建工作新模式，推动社会组织党建工作高质量发展。

　　必须推动社会组织的规范发展。改革开放以来，我国社会组织有了很大发展，但也还存在规模偏小，发展不够规范等突出问题。要科学监管、分类指导，引导社会组织将发展重心转移到内涵建设、凝练特色和提高质量上来。加强针对性指导，强化政策协同和实施效果评估，对相关政策的落实和改革效果进行密切跟踪、动态监测、定期诊断。实现规范管理与精准扶持并举，明确奖励细则。

　　必须发挥社会组织的协商作用。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了社会组织协商。社会组织协商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组成部分。探索社会组织协商路径，首先要强化顶层制度设计，指导地方社会组织协商工作开展，保障社会组织协商的合法性与规范性。其次，完善体制机制，拓展社会组织协商的参与渠道，借助人大、政协、群团组织等搭建社会组织参与协商的中介平台，在政府决策、审批、政策实施前的各环节以及不同议题领域邀请社会组织代表参与。第三，完善社会组织内部治理，提高人才队伍专业化水平和综合素质，提升其协商的专业性和有效性。

　　必须坚持社会组织的公益属性。社会组织与企业的根本区别在于其公益属性，不以盈利为目的，而是弥补市场失灵，协助政府做好公益类事务。要坚持扶贫济困、扶老助残、应急救援、志愿服务、心理慰籍、矛盾调处、环境保护、托育扶幼、创业就业、枢纽支持等领域社会组织的公益属性，规范与扶持并举，不断满足人民需要。健全发展社会组织公益诉讼，建立公益诉讼专项基金，激发社会组织参与公益诉讼的积极性。加强各类型社会组织之间，以及社会组织与司法部门、地方政府、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等机构的联动，探索开展公益诉讼试点。

　　必须聚力发展公益慈善事业。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，引导、支持有意愿有能力的企业、社会组织和个人积极参与公益慈善事业。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，公益慈善力量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。要推动社会组织积极参与公益慈善事业，在社会捐赠、志愿服务、智力服务、产业帮扶等方面，打造和推出多样化、定制化、专业化、系统化、科学化、智能化等服务模式。应深化社会组织参与慈善事业的进程，因地制宜大力培育社区慈善社会组织，加强政府相关管理部门协作力度，搭建信息平台，为社会组织参与慈善事业提供多元化支持。

　　重视社会组织的社会治理效能。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要“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，提高市域社会治理能力”。要重视发挥社会组织在市域社会治理中的作用，畅通参与渠道，明确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方式、参与范围、奖惩办法等，提高社会治理参与效能。要大力培育社会组织品牌，完善社会组织信息披露制度，构建社会组织信誉评价体系，提高社会组织公信力，实现民众对社会组织由信赖到依赖的转变。

　　（文图：赵筱尘 巫邓炎）